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记者 李静 王开智
92岁的宋遂良刚刚完成一次独自回乡之旅，从济南回到浏阳老家跨越近1200公里，虽然这让他有些后怕，但也让他感觉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由。
晚年的宋遂良“意外”成了学术界的“红人”。前年，学生为他举办“清气·宋遂良文学文献展”，从济南到烟台再到上海复旦，这场展览恰似对他七十年文学人生的回溯。今年《宋公题记》出版，他说不为艺术，只为友情亲情，为人生留点情趣，为纷繁的时代留下一抹擦痕。
作为一位知识分子，宋遂良是大学教授，是文学评论家，山东作家大半他都评论过，是文学鲁军的重要推手之一。
他更是“知道分子”，走出书斋的他还成了“足球教授”、公共舆论的话题参与者与议题设置者，尽管这些给他带来一些争议。
宋遂良身上承载着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更本质的重量：国计民生的牵挂，历史未来的忧思，如影随形的使命感。在书房见到他时，发现这样浮沉一生的人，却如清风，性情愈见温润，文骨愈发峥嵘。
展开剩余88%大家面对面栏目专访92岁的宋遂良
92岁独自回乡
按响门铃时，宋遂良已在等候，“我担心你们找不到地方，要下去迎你们的。”92岁的宋遂良已经满头白发，他个子很高，腰板挺直，硬朗的体态着实令人意外。他对现在的身体状况很知足，还笑着说自己至今仍爱喝凉白开，喝饮料。
这是一栋老宿舍楼，楼道里隐约有股霉味。走进宋遂良的书房，却满是书香，书架上、地上一摞摞书码放得十分整齐。窗明几净，书桌上还留着清晨的笔墨痕迹。“这里面有一些好书，值得纪念的，我给山师图书馆捐了几次。现在眼睛不如从前，还有一些书来不及看，人家送给你的，你总得表个态，心里终归是个负担。”宋遂良招呼我们坐下。
宋遂良一身清爽
最近，这位老人干了件“大事”，他独自从山东济南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。
“多年没回去了，我觉得人生已经倒计时了，趁着还能走动，就回老家看看。”他背着双肩包，提着电脑，辗转于火车、汽车、飞机之间。“胆子有点太大，上下车要走很长一段路，有点害怕摔着，还好过来了。”宋遂良笑笑，以后再不敢自己一个人出去了。
这次回乡，宋遂良专程去参观了胡耀邦故居。“我就很感动，因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感激他。”他还在乡下待了6天，走过儿时熟悉的土地，见到的文友大多是晚辈，同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他感慨万千。
“狐死首丘，人也是这样。我们那一代人的家乡观念很强烈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走出去不是很容易。”这份家乡情结，源于他特殊的成长印记。
他生于战乱岁月，父母早逝，从小寄人篱下，长大后因为历史原因经历了很多苦难。1949年宋遂良离开老家，直到1984年才第一次返乡，中间隔了近30年。“当时距离家乡还有一里多路时，我情不自禁地流泪，好像那里的山水、空气与我的生命是天然融合在一起的。”那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，似乎仍在心头。
然而，早年经历却让他养成了悲天悯人的性情。他重感情，容易哭，待人接物有着温润底色。最近，他常想两个词：一是对待不认识的人要慈悲，二是对待认识的人要体贴。他常告诉学生，要与人为善，待人以诚，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。
被时代推着走
近几年，宋遂良“意外”成了学术界的“红人”。
2023年，学生们为他举办“清气·宋遂良文学文献展”，并有著作相继出版。可这让他感到不安。“这个年纪应该静养，安度晚年，结果搞得我很出风头，像出土文物一样。”话虽如此，面对外界种种声音，他又格外淡然，“这些都由不得自己，随便大家去评说吧。”
身边人总结宋遂良有六重“头衔”：共产党员、转业军人、离休干部、特级教师、大学教授、中国作协会员。
“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合格的中学教师。”宋遂良说。
他的人生轨迹，始终与时代浪潮紧密交织。1949年，宋遂良从华中人民革命大学到军委民航学校，转业后到银行系统。1956年，他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。1961年大学毕业后，宋遂良到了泰安一中任语文教师。
在泰安的22年里，有10年时间，他参与劳动改造，当伙食管理员，做赤脚医生。“我的前半生都是夹着尾巴做人，经常怕。因为一些历史原因，很痛苦，很孤独。”他的人生在时代裹挟下，不受控制地转向。
1983年，他从泰安一中调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教，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宋遂良曾用“挣断绳索下小楼，天高月朗大江流”形容当时的激动与畅快。
可初入山师，面对研究生课堂与汹涌而来的新思想、新潮流，他却陷入深深的惶恐。“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好好读书，没有按部就班地做学问，我必须恶补，那一段很用功。”
宋遂良不止一次谈起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
文学史家、文艺理论家陈思和曾这样评价他：“宋遂良老师是从那个漫长时代走过来的人，他的天真热情，他的侠骨柔肠，他的坚忍不拔，他的多才多艺，他的勤奋努力……都是与这个时代的大悲大爱的历史内涵密切联系在一起，一个坚强性格的人不会被时代的风浪所吞没，他总是会在命运打击之后重新抬起高贵的头颅，继续践行人生的崇高理想。”
晚年的宋遂良清醒地意识到，过去种种不是个人所能左右，很多都不是个人选择，而是被时代推着走。“我自己做什么都不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干的，完全是时代推着走，是兴趣推着走，是责任推着走，走到哪里走得好不好自己都没有把握。”采访过程中，他不止一次提起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，一个人生在哪个时代很重要，必须接受这个时代的栽培、限制、指导。
讲真话
在宋遂良看来，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，一是文学评论，二是扶持青年。
青年时期便涉足文坛的宋遂良，文学评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。1959年，读大学时，他在《诗刊》发表郭小川诗论，初露锋芒。可随后因时代原因中断，他一度下决心不再吃评论这碗饭。直到1979年，他才在《文艺报》重新发表作品。
在沉寂的岁月里，宋遂良从未放弃亲近文学。
1979年，文坛还普遍看重文学政治，少有关注文学艺术。当时他写过一篇评论周立波和柳青艺术风格的文章，一时之间引得很多青年学生作家将文章抄下来学习。这篇文学评论的发表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门。
后来创作的文学评论，宋遂良自称，“大多都像鲁迅先生说的，惟愿文章速朽。”于是，在出版《宋遂良文学评论选》后，他不愿再结集。他始终保持谦逊与自省，“我的一个弱点就是浮躁，不安心。比如研究《聊斋》就应该专门研究《聊斋》，我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感兴趣的我都想看看。”
宋遂良在书房
对于文学鲁军而言，宋遂良是当之无愧的重要推手之一。
用文学史家、文艺理论家田仲济的话说：“山东作家大半他都评论过。”改革开放初期，张炜、矫健等一批山东青年作家，几乎都是通过宋遂良的第一篇评论文章，被推向全国文坛。后来，宋遂良还参与过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。
他认为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应该具备尊重文本、多元视角、专业知识、客观公正、读者意识、历史眼光和独立思考等素质。退休20多年，宋遂良始终关心文学的发展状况。在他看来，“当下的文学评论缺少批评精神。文学不能反映当前的现实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。”他借鲁迅先生的话，“批评必须坏处说坏，好处说好，才于作者有益”。
搞文学评论很难。他曾批评过一些文章的缺点，真话说多了，结果不被接纳。田仲济曾说，宋遂良同志是当前在全国文学评论界中较为受人注目的人物，他视野广阔、感觉灵敏，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他是酷爱真理的，不说违心话，更不说假话，在这一点他很像雪峰评论鲁迅。
90岁以后，宋遂良的自信心有些恢复，让他更坚定地“想讲点真话”。现在他觉得自己有了更多自由，“不想干什么就不干的自由。”
“知道分子”的牵挂
宋遂良自居“知道分子”，不仅要“知”而且还要“道”，主张把知识讲出来、说出来，当下和历史、青年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始终萦绕在他心头。
他不是书斋先生，更像是公共舆论的话题参与者和议题设置者，尽管这些给他带来争议。晚年，他参加了很多文化活动，始终保持对公共事务的热情。
他的兴趣爱好很多。上世纪90年代，山东足球迎来黄金期，宋遂良在《齐鲁晚报》开设“听教授说”专栏，还在电视台“侃球”，民间谚称：“山东有宋遂良，北京有赵忠祥”。2000年，出版《足球啊，足球》。现在，宋遂良仍看足球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。
宋遂良在窗边的书桌写书法
人生不是没有遗憾。到山东师范大学时，宋遂良已经49岁，任教11年便面临退休。“我觉得那是我最好的时期。”后来，宋遂良被返聘，也在其他各处讲课，直到2012年才真正离开讲台。“我当时知识架构更成熟了，感觉可以干到七八十岁，我本来可以多教一些学问，多培养一些学生。”
到现在，宋遂良一直保持着和学生们的联系，他几乎每天都在微信上与学生沟通交流。他一直主张，绝不关起门来搞封闭式教学研究，师生共研共进；坚持师者间、师生间的平等论争，倡导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。看到年轻人成长，是他觉得最高兴的事情。
如何来形容自己的一生？
宋遂良沉默良久，他选择了：苦难。但是，面对这些，他选择了宽容。
今年，宋遂良出版《宋公题记》。在编外后记中，他写道：不为艺术，只为友情亲情，为人生留点情趣，为纷繁的时代留下一抹擦痕。读者笑笑，我心暖暖。
他坦言：“回首走过的道路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被思想约束，人类的真理、科学的发达、人性的复杂，我们都没有认识，没有体会，所以我们的知识学问是不全的，不足的，我们这一代人内心是有愧疚的，愧对这个时代。”
现在，与朋友聚在一起时，他们讨论和关心的话题总是国家命运、国家发展、国际形势。宋遂良不避讳生死问题，还笑着说，“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在成长，今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体会、发展。”
他从不愿说教，但也有想对青年朋友说的话，“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，亲历国家曲折与发展，我相信将来，你们这一代会有很多人超过我们这一批人，这样国家才能前进，才能不断发展。到时候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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